周大康消失了，像从来没出现过。空地上只剩我一个人，还有土堆里传出的哭声。那声音细细的，像针，扎进耳朵里就不停往里钻。
我站在原地，手脚冰凉。清单在我手里烫得吓人，最后一页上周大康的名字已经被红×完全覆盖。而我的倒计时：07:59:59，07:59:58……
八小时。
哭声还在继续，从土堆深处传来，越来越清晰。我强迫自己迈开腿，朝土堆走去。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软绵绵的使不上力。
走到土堆前，我蹲下身。月光照在土堆表面，那些裂的泥土缝隙里，有什么东西在反光——是白骨。很小块的骨头碎片，散落在泥土表层。
哭声突然停了。
取而代之的是说话声，还是那个稚嫩的声音，但这次离得很近，就在我耳边：
“带我回家。”
我猛地转头，身边什么都没有。但声音又响起了，这次是从土堆里传出的：
“我冷。”
“这里好黑。”
“我想爸爸。”
每一句都像小锤子，敲打在我心口。我伸手，开始挖土。泥土很硬，冻了一冬天，指甲很快就劈了。但我顾不上疼，只是挖，拼命地挖。
挖了大概半米深，我的手指触到了什么东西。
不是石头，也不是树，是……布料。粗糙的棉布，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，一碰就碎。我小心地扒开周围的土，露出了下面的东西。
一具小小的骸骨。
完整的，属于孩子的骸骨。蜷缩着，像在母体里的姿势。骨头很细，表面布满细密的裂纹，和我在地下室看到的那只手一样。头骨侧着，空荡荡的眼窝朝着天空，像是在看月亮。
而在骸骨的口位置，压着一件东西。
一个铁皮饭盒，已经锈得不成样子。我小心地把它拿出来，盖子锈死了，费了好大劲才撬开。
里面是半张纸。
粗麻纸，和我父亲留下的那半张一模一样。纸上用铅笔写着“小雅”，字迹稚嫩。这就是她死时攥在手里的那半张纸。
我把饭盒放在一边，看着那具骸骨。月光下，白骨泛着清冷的光。二十年前，她就在这里，被埋进水泥，和这座建筑的地基融为一体。二十年后，她的尸骨终于重见天。
“带我回家。”声音又响了，这次是从骸骨的方向传来的。
我脱下外套，铺在地上，然后小心地把骸骨一块块捡起来，放在外套上。骨头很轻，轻得不像一个八岁孩子的重量。我尽量保持完整，但有些骨头已经碎得太厉害，只能勉强拼凑。
当我把最后一块指骨放上去时，清单突然震动起来。
我拿出来看。最后一页，我的名字下面，浮现出新的字迹：
“现在你明白了。”
“你父亲欠的，你欠的。”
“但还有机会。”
“找到真相，公之于众。”
“否则，你和他们一样。”
字迹慢慢消失，然后出现了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：
“刘文正，退休监理，住朝阳区团结湖小区3号楼402。”
“他知道全部真相。”
“明天中午前找到他。”
倒计时还在跳动：07:12:34，07:12:33……
但这次，在倒计时下面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备注：
“暂缓清算”。
意思是，如果我按她说的做，暂时不会死？
我把清单收起来，用外套小心地包好骸骨，抱在怀里。很轻，但感觉沉甸甸的，像抱着整个世界所有的罪孽。
走回大路时，天已经快亮了。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，但西边还是深蓝色，月亮挂在那里，惨白得像死人的脸。
拦了辆出租车，司机看到我怀里抱着东西，警惕地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模型。”我撒谎，“人体骨骼模型，我是学医的。”
司机将信将疑，但还是让我上车。一路上，他不停从后视镜看我。我抱紧那包骸骨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。
城市在醒来。早点摊支起来了，冒着热气。环卫工人在扫地。公交车靠站，上班族匆匆上车。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，那么常。
而我怀里抱着一具二十年前枉死的孩子的尸骨。
回到住处，我把骸骨放在床上。打开台灯，在灯光下仔细看。
骨头保存得意外地完整，除了那些裂纹。头骨、脊椎、肋骨、四肢，都能辨认。我在想，小雅长什么样？应该和普通八岁女孩一样，有圆圆的脸，大眼睛，笑起来有酒窝。但她在工地门口饿死的时候，一定很瘦，脸颊凹陷，眼睛大得吓人。
我打来一盆温水，用净的毛巾，小心地擦拭每一块骨头。动作很轻，像对待易碎的瓷器。骨头表面的泥土被擦掉后，露出了原本的颜色——不是纯白，而是微微发黄，像旧象牙。
擦到右手的手骨时，我发现了一点异常。
食指的指骨上，有一道很深的刻痕。不是裂纹，而是人为刻上去的，像是用尖锐的东西反复划出来的。刻痕组成一个简单的图案：一个圈，里面一个点。
像眼睛。
我想起地下室墙壁上那些眼睛的图案。小雅在标记什么？还是有人在她的骨头上刻了记号？
我继续擦拭，在其他骨头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刻痕——左腿胫骨上有一个三角形，头骨后侧有几个排列成直线的点。总共七处，分布在不同位置。
这不像自然形成的。有人在她死后，或者在她被埋进水泥前，在她的骨头上刻了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是某种仪式？还是标记？
清单又开始震动。
我拿出来，发现最后一页又出现了新字迹：
“他们在我身上刻了符。”
“怕我回来。”
“但挡不住。”
字迹下方，浮现出七个位置的简图，和我发现的刻痕位置完全吻合。
原来如此。当年那些人，怕小雅的怨魂回来复仇，在她的尸骨上刻了镇压的符咒，然后把她埋进地基，用整栋楼来镇住她。但他们没想到，怨念太深，连水泥和符咒都封不住。
我把擦净的骨头重新排列好，拼成完整的人形。然后找了一个净的纸箱，铺上软布，把骸骨放进去。
“暂时住在这里，好吗？”我对着纸箱说，“等我找到真相，给你一个正式的安葬。”
没有回应。但房间里突然暖和了一点，那种一直萦绕不散的寒意减弱了。也许只是我的错觉，也许不是。
我看看时间：早上六点。倒计时：06:48:22。
还有不到七小时，但我已经拿到了“暂缓清算”的许可。条件是找到刘文正，拿到全部真相。
我累极了，但不敢睡。简单洗漱后，我打开电脑，搜索“刘文正，监理”。
信息很少，只有一个十年前的新闻报道，提到他作为监理工程师，参与过多个大型，其中就有北五环那个购物中心的前身——阳光新城。
名称对上了。
报道里提到刘文正“坚持原则，多次发现并上报施工问题”，但后面一句耐人寻味：“后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。”
健康原因？还是被走的？
我记下报道里提到的他当时的工作单位，然后开始搜索他的住址。团结湖小区是个老小区，八十年代建的，现在住的大多是老人。要找到具体的楼号门牌不容易。
我想了想，拨通了陈志强的电话——小雅的叔叔。
响了七八声他才接，声音很疲惫：“喂？”
“是我，林砚。”
“你……找到他了？”他紧张地问。
“周大康消失了。”我没说细节，“现在我需要找另一个人，刘文正，当年的监理。你知道他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“知道。”陈志强终于说，“他是个好人。当年只有他坚持要上报事故，但没人听他的。后来……后来他家里出了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他女儿。”陈志强的声音在发抖，“事故后三个月，他女儿失踪了。才六岁。找了一个月，在工地附近的河里找到了尸体。说是意外溺水，但……”
“但什么？”
“但有人说，是报复。”陈志强压低声音，“因为他多嘴，想揭发真相。有人让他闭嘴。”
我感觉后背发凉：“谁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刘文正从那以后就变了，提前退休，闭门不出。我去找过他一次，想道歉，想问问小雅的事。但他不开门，只是在门里说：‘都过去了，别再来找我。’”
“地址呢？你知道具体住址吗？”
陈志强给了我一个地址，和清单上的一样：团结湖小区3号楼402。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。
“林砚。”他在我挂电话前说，“如果你见到他……替我说声对不起。为了小雅，也为了他女儿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看了看时间：七点半。现在去太早，老人可能还没起床。我决定等到九点。
这期间，我收拾东西。把清单装进背包，把纸箱放在房间角落，用布盖好。然后煮了碗泡面，强迫自己吃下去。味道如同嚼蜡，但我需要体力。
九点整，我出门。
团结湖小区在城东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。地铁三站路，出站后走十分钟就到了。小区确实很老，六层板楼，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的枯藤。院子里有老人在晨练，打太极的，遛鸟的，下棋的。
3号楼在小区最里面，靠着围墙。我走进楼道，感应灯坏了，光线很暗。楼梯扶手上积了厚厚的灰，墙上贴满了小广告。
爬到四楼，402在楼道尽头。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，刷着暗红色的漆，已经斑驳脱落。门上没有猫眼，只有一个旧门铃。
我按门铃。
等了一会儿，没反应。又按。
还是没反应。
我正要第三次按，门里传来声音：“谁？”
声音很老，很沙哑。
“刘老师您好，我叫林砚。想跟您打听点事，关于二十年前的阳光新城。”
门里沉默了很久。
“我不记得了。”声音说，“你走吧。”
“是关于小雅的事。”我赶紧说，“陈大山的女儿，那个饿死在工地门口的孩子。”
门里传来急促的呼吸声。
“还有您女儿的事。”我补充道。
门锁转动的声音。
门开了一条缝，挂着安全链。一只眼睛从门缝里看我，布满血丝，眼袋很重。
“你是谁？”老人问。
“林国栋的儿子。”
听到父亲的名字，他的眼神变了。惊讶，愤怒，悲伤，几种情绪混合在一起。
“你……你来什么？”他的声音在颤抖。
“我想知道真相。”我说，“全部真相。我父亲欠下的，我想还。”
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取下安全链，打开门。
“进来吧。”他说，“但你不能待太久。”
我走进屋里。房间不大，两居室，家具都很旧，但收拾得很净。客厅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，笑得很幸福。
刘文正指了指沙发：“坐吧。”
他大约七十岁，头发全白了，背有点驼，但身板还算硬朗。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像很多退休老工人一样。
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他问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出了清单，放在茶几上。
看到清单的瞬间，刘文正猛地站起来，后退两步，脸色煞白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有这个？”
“它找到了我。”我说，“就像当年找到了我父亲。”
刘文正盯着清单，手在发抖。他慢慢坐下，闭上眼睛。
“我就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一天。”他喃喃道，“那孩子……那孩子不会放过任何人。”
“您知道小雅？”
“知道。”他睁开眼睛，眼神空洞，“我见过她。出事前一周，她来工地找她爸，我给了她一个馒头。她笑着说谢谢叔叔，声音很甜。”
他的眼眶红了。
“后来她爸死了，我去找过她，想帮忙。但她叔叔拿走了抚恤金，把她赶出来了。我再找到她的时候，是在工地门口，她已经……已经冻僵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？”刘文正苦笑，“然后我坚持要上报事故真相，要追究责任。公司的人找我谈话，让我别多事。我不听，写了举报材料。材料交上去的第三天，我女儿……”
他说不下去了，捂住脸，肩膀颤抖。
“他们说她是意外溺水。”他透过指缝说，“但我知道不是。她不会去那么远的河边玩，她怕水。是有人……有人把她……”
他再也说不下去，失声痛哭。
我等了一会儿，等他稍微平静，才问：“刘老师，您手里还有当年的证据吗？举报材料，照片，任何能证明真相的东西？”
刘文正抬起头，擦了擦眼泪。
“有。”他说，“我藏了二十年，不敢拿出来。怕他们再对我剩下的家人下手。但现在……现在我也活够了。”
他起身，走进卧室。过了一会儿，拿着一个铁盒出来。
铁盒和我父亲的那个很像，也是那种老式的饼盒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厚厚一摞文件。
“全在这里。”他说，“事故现场的原始照片，不合格材料的检测报告，我写的举报信底稿，还有……还有一份录音。”
“录音？”
“我和周大康的谈话录音。”刘文正说，“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录的。他承认了，所有材料都不合格，但他说是上面的意思，他也没办法。”
他把盒子推到我面前。
“拿去吧。”他说，“该公开了。那些死去的人，该有个交代了。”
我接过盒子，感觉很重。
“刘老师，您……您不恨我父亲吗？”
刘文正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
“恨过。”他说，“但后来想想，他也是被的。上面施压，公司威胁，他也没办法。而且……而且他后来一直在做噩梦，一直在赎罪。五年前他来找过我，说他看见小雅了，说清单找到了他。我说你活该，把他赶走了。现在想想，也许不该那样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你父亲死的那天，其实给我打过电话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凌晨三点，他打过来，声音很急。他说小雅要来了，他躲不掉了。他说对不起我女儿，对不起所有人。然后电话就断了。”刘文正的声音又哽咽了，“第二天，我就听说他死了。”
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的老钟在滴答作响。
“走吧。”刘文正说，“趁我还有勇气让你走。把这些东西公开，给所有死去的人一个交代。也给小雅……一个解脱。”
我站起来，抱着铁盒。
“谢谢您，刘老师。”
他摆摆手，没说话。
走到门口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刘文正还坐在沙发上，盯着墙上的全家福，背影佝偻而孤独。
关上门，走下楼梯。楼道里还是很暗，但我感觉手里的铁盒在发烫。
真相就在这里。二十年前被掩盖的真相，三条人命，一个孩子的惨死，还有刘文正女儿的悲剧。
现在，该公之于众了。
但就在我走出3号楼，准备离开小区时，手机响了。
是陈志强。
我接起来，还没说话，就听见他惊恐的声音：
“林砚！快回去！刘文正家着火了！”
我猛地转身。
3号楼四楼，402的窗户里，冒出滚滚浓烟。
火光冲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