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眼神里有一瞬间的紧，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松散的、无所谓的样子。
“没什么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起一件事。”
我把协议放在桌上，拍了拍。
“建国，我觉得不急，咱们慢慢来。”
“有什么好慢的？”他皱了皱眉，“签了就完了。”
“不急。”我站起来，“我回去再看看。”
他张了张嘴。
我已经出门了。
外面下着小雨。我站在律师事务所楼下，撑开伞。
手在抖。
不是怕。
是十年。
十年里，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两千八。
十年里，他说拆迁才补了八十万。
十年里，我女儿想学钢琴，他说没钱。
十年里，我做手术，他说太贵。
十年里——
四百二十万在我表姐的卡里。
我摸了一下手腕上的银镯子。这是姥姥留给我的，不值钱，但我没摘过。
雨打在伞上。
我没哭。
我已经过了哭的阶段了。
2.
十年前拆迁那年，我二十六岁，女儿两岁。
刘建国说：“拆迁补了八十万。”
我信了。
为什么不信？那时候我们小区拆迁，补偿方案谁也说不清。有人说补得多有人说补得少，每家面积不一样，签约时间不一样。刘建国去签的字，钱打到他账上，他回来跟我说八十万。
“别嫌少，”他说，“人家老李家才补了六十万。”
我没有疑过。
八十万拿去做了什么呢？买了现在这套安置房。首付三十万，剩下五十万他说存着，留着还贷款、过子。
“省着点花，”他说，“不知道还要多少年。”
从那以后，我们家的经济状态就定了调——省。
该省的省，不该省的也省。
准确地说，是我省。
女儿四岁那年，幼儿园的家长群里有人推荐钢琴班。我看了一眼价格，一年一万二。
我跟刘建国商量。
“一万二？”他当时正在吃饭，筷子停了一下，“你疯了吧？一万二学个钢琴？她才四岁。”
“别的孩子也在学——”
“别的孩子是别的孩子。咱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？”
他低头继续扒饭。
“等大点再说吧。”
等大点。
女儿六岁的时候我又问了一次。他说“等过了这阵子”。
八岁的时候我没问了。
那一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一年我生病了。
肌瘤，医生说要做手术。
手术有两种方案，一种微创，贵，恢复快。一种传统开刀，便宜，恢复慢。
微创要八万。开刀要三万五。
我没来得及说话。刘建国先开了口。
“八万？咱走医保能报多少？”
“微创的报得少。”
“那就做便宜那个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。他在看手机。
我说：“微创恢复快——”
“你急什么？又不是不给你治。”他终于抬头，“家里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手术同意书是我自己签的字。
我趴在台子上，笔尖在“手术方式”那一栏的“传统开腹”旁边打了个勾。
护士问：“家属呢？”
“他有事。”我说。
恢复期二十一天。他来看了三次。
第二次来，提了一袋苹果。
第三次来，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