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婚以后，周丽芳来我家的频率很高。一个月至少两次。有时候是约吃火锅，有时候是找我逛街，有时候就是“路过顺便上来坐坐”。
她对刘建军很熟。
太熟了。
她知道刘建军的咖啡只喝冰美式。知道刘建军的衬衫要用哪种洗衣液。知道刘建军开车时方向盘握在十点十分的位置。
我当时觉得正常。毕竟是大学四年的朋友。
有一次聚会。六七个朋友在我家吃饭。周丽芳喝了点酒，开始讲大学时候的事。
“你们不知道，”她搂着我肩膀，“敏慧大学时候土得跟什么似的。穿个碎花裙子，建军当时都不看她。是我教她打扮的！”
所有人都笑了。
刘建军也在笑。
我也在笑。
只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脸有点热。
“哎呀别生气，”她捏了一下我的脸，“我跟你多熟啊，开玩笑呢。”
这种“开玩笑”很多。
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不会化妆。当着别人的面说我做的菜“有进步但还是一般”。当着别人的面说“敏慧这个人就是太老实了，不会说话”。
每一次后面都跟着一句“我跟她关系好才这么说”。
我一次都没计较过。
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朋友之间不用计较这些。
对吧？
后来我发现了一件小事。
有一次刘建军出差，我帮他收拾行李箱。打开手机备忘录看他的程，手滑切到了通讯录。
我在”Z”分类下找自己的名字。
赵敏慧。
三个字。全名。没有备注，没有昵称，就是赵敏慧。
跟存同事一样。
我随手往上翻了一下。
“F”分类。
芳芳。
备注是一个太阳的emoji。
我盯着那个emoji看了几秒。
然后继续收拾行李箱。叠好他的衬衫，放好他的剃须刀，拉上拉链。
我没有多想。
当时是真的没有多想。
3.
婚后第四年。
有一个周四，我发高烧。早上量了体温，三十八度七。请了假，在家躺着。
下午烧到三十九度二。
我给刘建军打了个电话。
“在开会。晚上回来再说。”
第二个电话，一个小时后。
“还在忙。你先吃点药。”
第三个电话没打。
我自己穿好衣服，下楼打车去了医院。
挂号。候诊。验血。打点滴。
点滴室里全是人。旁边一个阿姨的老伴一直在给她削苹果。另一边一个小姑娘的男朋友跑上跑下地拿单子缴费。
护士喊我的名字换药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手机。
刘建军没有消息。
一条都没有。
打完点滴已经晚上八点。我出了医院大门，站在路边等车。
冷。
北京十一月的晚上，风往骨头缝里钻。我裹紧了羽绒服，鼻子还是酸的。
手机响了。
微信。
周丽芳：“亲爱的，晚上吃了吗？建军说你发烧了？”
我回她：“吃了。”
没吃。
到家的时候，刘建军还没回来。
我把点滴的棉签从胳膊上撕下来，扔进垃圾桶。自己煮了一碗泡面。
吃了两口，倒掉了。
洗了碗。
擦了桌子。
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。
十点半。刘建军回来了。
“烧退了没？”他换鞋的时候问了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