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按熄了手机屏幕，把它紧紧攥在手心，仿佛攥着一件刚刚立下大功的武器。然后，我抬起了头。
家长会似乎刚好结束。温舒蓝合上讲台上的资料，对家长们微微颔首：“谢谢各位家长今天抽空过来。孩子的教育需要我们共同努力，以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随时沟通。”她的笑容依旧挂在脸上，目光平和地扫过教室。
这一次，当我的视线再次撞上她那件燕麦色大衣时，刚才那几乎要灼伤我的刺痛感，神奇地减弱了。
不，不是减弱，而是被一种新的、居高临下的情绪覆盖了。
那大衣依旧昂贵，依旧挺括，但在我眼里，它已经不再象征她的“体面”和“优越”，而是变成了一件即将把她拖入泥潭的、不洁的华服。
我看着她收拾东西，看着她和一个上前询问的家长轻声交谈，看着她拿起自己的包——
那也是一个看起来质感很好的、设计简约的皮质托特包。
我心里冷笑着：又一个罪证。
站起身，随着人流慢慢往外挪。
经过讲台时，我故意放慢了脚步，几乎是侧着身，用眼角余光最后一次打量她。
她正低头看着手机，眉头似乎几不可察地微微蹙了一下，但很快又舒展开，抬起头，对另一个走过来的家长露出笑容。
是看到什么了吗？也许是我发的那些东西开始有动静了？还是别的什么？
一丝微弱的、类似于不安的涟漪，极快地掠过心头。
但立刻就被更强的意念压了下去：看到又如何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一件两万八的大衣穿在身上，这就是原罪！她解释得清吗？
走出教室门，走廊里冷风一灌，让我打了个寒噤。
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冬的傍晚总是来得仓促而阴沉。
教学楼里灯火通明，映着匆匆离去的家长们的背影。
我裹紧了自己陈旧的羽绒服，那劣质面料摩擦的窸窣声，此刻听来竟有几分安心。
混在人群中下楼，走出校门。
寒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城市夜晚特有的浑浊气息。
我回头望了一眼教学楼，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。
其中有一扇，属于五年级三班的教室。
温舒蓝可能还在里面，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我掏出手机，点亮屏幕。
最先发布的那条内容下面，已经出现了几个零星的点赞和评论。
一条写着：“真的假的？现在老师这么有钱？”另一条是：“查！必须严查！这种蛀虫不配当老师！”
虽然不多，但像几点初燃的火星。
我盯着那几条评论，看了好几秒，然后熄灭了屏幕，把手机塞回口袋。手在口袋里，指尖还能感受到机身残留的微微热度。
心里那片灼烧的愤怒，似乎平息了一些，但并未熄灭，而是转化成了一种冰冷的、带着期待的焦灼。
像守候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，既忐忑，又隐隐渴望看到那毁灭性的壮丽景象。
温舒蓝，你等着吧。
我转身，汇入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。路灯次第亮起，在地上投下我拉得长长的、有些模糊的影子。
影子沉默地跟着我，走向家的方向，走向那个需要我继续奔波、精打细算的现实生活。
但此刻，这现实的沉重似乎暂时被一种扭曲的“使命感”和“正义感”替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