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 2
5.
那个挂断的视频电话，像一声发令枪响，宣告了我沉默反抗的开始。
我不再对父母的事无巨细的询问有问必答。
他们的越洋电话，匆匆几句便挂断。
邮件里的书单和论文推荐，我礼貌地回复“收到，谢谢”，然后任由它们躺在邮箱角落积灰。
我开始有意识地在他们通常来电的时间，让自己恰好有小组讨论或讲座。
母亲最先察觉到这种变化。
她的语气从关切逐渐变为不满，最后升级为指责。
“希希，你现在怎么总是这么忙？连跟妈妈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”
“你是不是交了不好的朋友？还是受了什么影响？”
“别忘了你能有今天，都是因为我们，你不能翅膀硬了就忘了本！”
面对这些，我只是沉默地听着。
偶尔用“嗯”、“知道了”回应。
这种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让他们不安。
父亲也开始不满了起来。
他在电话里语气沉重地讲述他们为我付出的心血，试图用愧疚感将我拉回轨道。
他们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我听着却觉得稀奇。
原来自己做主是这种滋味。
我开始将真正的精力，都投入在了秘密构建自己的学术堡垒上。
我依旧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，但阅读的范围早已超越他们划定的有用范畴。
我选修了被他们视为“无用”的艺术史和哲学课程。
我甚至开始悄悄撰写与主流方向不同的论文提纲，研究那些看似冷门却真正点燃我智识热情的课题。
我主动联系了系里一位以思想独立、鼓励学生探索闻名的老教授，成为他的研究助理。
在他的指导下，我接触到了更广阔、更包容的学术视野。
课题组里有着背景各异、为兴趣而钻研的同学，他们的存在让我知道，学术道路并非只有父母描绘的那一条笔直狭窄的赛道。
长此以往下来，我获得的不仅是学术上的知识，还有一双硕大的黑眼圈。
“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要不要减少一些课外活动？”是母亲严厉的声音。
我看着她眼中真实的担忧，只是淡淡回应。
“最近有点难，很快就好。”
但这一点小小的反抗只是权宜之计。
父母那边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。
他们似乎意识到远程控制正在失效，开始谋划更直接的手段。
母亲在一次电话里，语气强硬地通知我，她已经申请了签证，下学期要来照顾我的生活。
6.
母亲的签证批下来了。
收到邮件的那天，加州正下着罕见的冷雨，雨点密集地敲打着窗玻璃，像急促的倒计时。
我看着屏幕上那张冰冷的电子签证附件，仿佛能听见它在我脚踝上镣铐般作响的声音。
意外的，我没有惊慌，反而有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
我借着期中进入关键阶段的名义，主动与父母协商，将每周雷打不动的视频通话改为每两周一次，并固定在周六上午。
我也辞去了咖啡馆耗时却收入有限的零工。
转而接洽了一些线上数据分析的私活。
这些工作报酬更丰厚，时间灵活，且完全在线上完成，不露痕迹。
然而，如果父母能听我的，我也不会挣扎了想逃离了。
周五深夜，母亲的视频请求猝然响起。
可这不是约定的时间。
屏幕那端，是母亲妆容精致却难掩审视的脸庞。
“希希，怎么这么晚还在忙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”
她的声音带着惯有的关切，眼底却锐利如扫描仪。
我将摄像头转向桌上堆积如山的数学文献。
“遇到一个棘手的难点，和同学讨论得晚了些。”
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自然。
“什么？之前没听你提起过。”她的追问紧随其后。
“一个理论延伸的小课题，比较偏门，但我觉得很有意思。”
我避重就轻，试图轻描淡写地带过。
“希希，”母亲的语气沉了下来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，“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精力要放在刀刃上，这些偏门的东西耗时耗力，对你未来申请顶尖博士没有任何帮助……”
我听着她熟悉的论调，眼神却不自觉地放空。
我好像又看到了姐姐。
看到了她被表姨抱走后流的那滴眼泪。
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喉头，我打断了她。
声音平静，却带着自己都未曾预料的坚定：
“妈，我觉得有趣，就是最大的帮助。”
视频那头骤然陷入沉默，足足有几秒钟。
母亲脸上闪过一丝清晰的错愕，转化为一种压抑着不悦的、近乎无奈的担忧。
“你这孩子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等妈妈过去，一定好好给你调理调理。”
她在当我说胡话。
“嗯。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迅速找了个借口，“同学在催了，妈，我先挂了。”
没等她回应，我便切断了视频。
我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璀璨的夜景。
快了，快了。
7.
母亲的航班信息像一道最终通牒，悬在我心头。
距离她到来，还有三周。
我必须在她踏上这片土地前，和他们切割开。
我真的受够了这样的生活
机会来得比预期更早。
隔天，导师紧急召集我们，宣布了一个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保密。
周期三月，要求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，期间实行全封闭管理。
这简直是天赐的隔离屏障。
我毫不犹豫地签下协议，然后将正式通知转发给父母，附言简洁克制。
“重要科研，需全封闭三月，期间通讯不便，勿念。”
通知发出后半小时，父亲的越洋电话就追了过来。
铃声尖锐刺耳，但我却轻轻松了一口气。
“姜希希，你搞什么名堂？”父亲的声音压抑着怒火。
“什么需要三月失联？你妈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有什么不能等她到了再说？”
我握紧手机，语气平静：“爸，这是国家实验室的保密，机会难得，导师亲自点名。”
“又是导师，你那个导师到底在搞什么？是不是他总带你研究些不务正业的东西？”
母亲的声音了进来，焦急中带着惯有的控制欲。
“希希，你听妈妈说，这种封闭式对身体和心理都不好，你退出，等妈妈来了再从长计议！”
“妈，协议已经签了，具有法律效力，这不是儿戏。”我语气平静。
“法律效力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父母！”
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，“我们为你付出多少？你就这样先斩后奏？立刻去跟你导师说，家里有急事，必须退出！”
“爸，妈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第一次正面反抗他们，“这是我的人生，我的选择。”
电话那头瞬间死寂。
几秒后，母亲的声音颤抖着响起，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的选择？”
我看着窗外斯坦福的红瓦屋顶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想自己决定研究什么，和谁交往，如何安排我的时间，我不想再活在你们每分每秒的监控下。”
“监控？我们那是为你好！”父亲怒吼起来，“没有我们步步为营，你能有今天？你能进斯坦福？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想一脚踢开我们？你这个白眼狼！”
“为我好？”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冲破了堤防，声音却异常冷静。
“把我当成一件展示品，一个实现你们野心的工具，这就是为我好？让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，这就是为我好？”
“姜希希！”母亲尖叫起来，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！我们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你——”
“是为了你们自己！”我打断她，“你们爱的从来不是真实的我，而是那个永远完美、永远领先的‘天才女儿’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孩子，我的下场只会和姐姐一样！”
电话那头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。
良久，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冰冷而疲惫：“好，很好，姜希希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既然你选择切断联系，那就彻底一点，你退回的钱，我们收到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“我会的。”我轻声回答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
听筒里传来忙音。
我删除了他们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将旧手机锁进抽屉深处。
实验室的封闭管理，成了我最坚固的堡垒。
8.
三月后，我走出那栋弥漫着消毒水和机器运行低鸣的建筑。
世界依旧喧嚣，但传入耳中的声音却仿佛隔了一层薄膜。
那是一种切断过往后的奇异寂静。
母亲没有再来电话，父亲也没有。
我搬出了学校宿舍，用自己攒下的钱，在离校园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公寓。
房间很小，只有一扇朝西的窗户，下午时分阳光会洒满整个空间。
家具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，简单，却带着前任主人留下的生活痕迹。
生活悄然换上了另一副面孔。
我开始留意超市打折的标签，计算着每天的开销。
厨房灶台上，渐渐出现了油盐酱醋，我对照着手机菜谱，笨拙地学习如何把食材变成能填饱肚子的饭菜。
有时咸了，有时淡了，但就着窗外的风景吃下去，竟也觉得踏实。
校园生活依旧忙碌，却有了不同的节奏。
我依然会为了一个难题在图书馆待到深夜，但不再是因为害怕落后，而是单纯地想弄明白。
累了的时候，我会合上书，漫无目的地走在校园里。
看夕阳把红砖墙染成暖金色，或者只是坐在长椅上，看松鼠在脚边跳跃。
这种“浪费”时间的感觉，陌生又令人着迷。
为了支付房租，我开始在一家小小的咖啡馆打工。
起初笨手笨脚，打碎过杯子，也记错过订单。
好在店长温和，同事也友善。
忙碌的间隙，我会听到他们讨论昨晚的电影，或是周末的远足计划。
这些琐碎的、充满烟火气的交谈，像一块块拼图，让我慢慢勾勒出“正常”生活该有的模样。
偶尔，我也会想起那个曾经灯火通明、却令人窒息的家。
想起父母最后那通电话里冰冷失望的语气。
心里会泛起一丝酸楚，但更多的，是自在。
子像溪水般平静地流淌。
我没有成为什么风云人物，只是按部就班地上课、打工、读书。
有时会去导师的实验室帮忙。
我真的自由了。
9.
十九岁那年，我顺利拿到学位后，正式加入了导师的实验室，成为一名研究员。
实验室的工作安静而纯粹。
大部分时间，我只需要面对数据和模型，这让我感到安心。
导师是一位严谨却不失温和的女性。
她对我很好，也见过许多少年天才，从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我。
她有一个女儿，她们的感情很好。
“妈妈，我今天画了我们家的花园，有红色的花，还有一只胖猫咪！”
小女孩像一只鸟扑进导师的怀里。
导师蹲下身，接过画纸，看得极为认真：“宝贝画得真棒，不过，我们家好像没有养猫哦？”
小女孩咯咯地笑起来：“它是我想象的朋友呀！”
导师也笑了，轻轻捏了捏她的脸蛋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想象力真丰富，饿不饿？妈妈忙完了，我们回家，爸爸做了你爱吃的排骨。”
我站在几步之外，看着她们自然而亲昵的互动，一时有些怔住。
原来，父母与孩子之间，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关系。
傍晚的夕阳透过走廊的窗户洒进来，将相拥的母女俩镀上一层温暖的光边。
我默默转过身，心里某个冰冷坚硬的角落，仿佛被这陌生的暖意轻轻触了一下，泛起一丝微酸的涟漪。
子依旧平静地流淌。
我逐渐习惯了研究员的节奏，有了自己独立的小办公室。
窗台上养了几盆绿萝，生命力顽强，只需一点清水就能郁郁葱葱。
我学会了做几道能拿出手的菜，也慢慢习惯了独处。
与过去有关的一切，似乎真的渐渐远去了。
直到一个普通的周末夜晚。
我开着电视当作背景音，正在整理资料，一则娱乐新闻的声音突然抓住了我的耳朵。
主播用兴奋的语调报道着一位迅速蹿红的新生代女星，称她为“从泥土中绽放的玫瑰”。
当我目光落在屏幕上那张放大的面孔时，整个人如同被瞬间冻结。
是姐姐。
她站在聚光灯下，接受着众人的欢呼，笑容灿烂。
报道简述着她“平凡”的出身，如何被发掘，如何凭借一部作品一鸣惊人。
我没有关掉电视，只是怔怔地看着、想着。
要是爸妈知道姐姐能有今天这个成绩，会后悔吗？
会的吧。
10.
我没有去找姐姐。
在电视上看到她的消息后，那个念头只在脑海里盘旋了不到一天，便沉寂下去。
我有什么立场去找她呢？
向她展示我如今“平凡”却自主的生活，以此来衬托她镁光灯下的热闹？
还是向她忏悔，忏悔我童年时无意间从她那里夺走的关注，忏悔我作为既得利益者安然享受了这么多年？
无论哪种，都显得虚伪而可笑。
于是，子依旧按部就班地流淌。
姐姐的消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刊杂志和网络头条上。
她像一颗被精心打磨的钻石，在公众视野里愈发璀璨夺目。
我的工作依旧投入而平静。
导师对我的踏实和专注颇为赏识。
一年后，她将我推荐给了一个位于东海岸的重量级研究机构。
那里汇聚了更多顶尖的头脑，研究的课题也更前沿，挑战更大。
我收拾了简单的行装，再次踏上迁徙的路途，就像当年从京市来到加州一样。
只是这一次，身边没有了父母的沉重期望，只有我自己，和一个装满了书籍与资料的行李箱。
新的城市，新的实验室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在那里，我认识了一个男人。
他叫陈明，是实验室里另一位博士后，比我年长几岁。
他思维敏锐，却从不咄咄人，总能耐心听完我有些笨拙的阐述，然后提出中肯的建议。
和他相处，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放松。
不需要伪装，不需要时刻保持优秀，甚至可以暴露自己的无知和短处。
这次的实验很急，我们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。
凌晨时分，终于得到理想的数据，我们俩都累得几乎虚脱，却相视而笑。
他去自动贩卖机买来两罐热咖啡，递给我一罐。
“辛苦了，”他说，声音里带着疲惫的沙哑，“你比我想象的更能熬。”
我接过咖啡，罐身的温热透过掌心传来。
“你也一样。”我轻声说。
我们并肩坐在实验室外的长椅上，看着窗外渐亮的天空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除了血缘和责任之外，人与人之间，或许还可以有另一种简单而温暖的连接。
11.
三年弹指而过。
子被一个接一个的研究填满，平静而充实。
我和陈明的关系，也在复一的并肩作战中，逐渐沉淀为一种深刻的默契与理解。
结束一场为期半年的封闭式实验那天，窗外飘着细雪。
陈明来接我，在实验室楼下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呵出一口白气，忽然单膝跪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样式简洁的戒指。
“希希，”他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里格外清晰，“未来的路，我们一起走，好吗？”
我看着他那双盛满真诚和些许紧张的眼睛，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。
那一刻，心里没有犹豫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。
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。”
筹备婚礼的琐碎事务中，一丝难以言喻的怅然偶尔会掠过心头。
思索再三，我还是在一个深夜，用那个几乎已被遗忘的旧号码，给父母发去了一条简短的信息。
“我一切安好，即将结婚。勿念。”
信息发送成功后，手机接连收到了数条长长的回复。
不是预想中的指责或冷漠，而是……道歉。
母亲的信息充满了悔恨的泪水，说她这些年夜不能寐，想起过去对我的苛刻，心如刀绞。
父亲则语气沉重，承认他们当年功利心太重，忽略了我的感受，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
这突如其来的、近乎卑微的歉意，让我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这不像我记忆中的父母。
直到手机新闻客户端推送了一条关于姐姐的深度报道，标题触目惊心。
《星光背后的阴影：当红女星姜某某疑遭原生家庭巨额勒索，经纪人发声谴责！》
我点开报道，指尖冰凉。
在我这里“碰壁”后，父母才想起在姐姐，以“养育之恩”为名，不断索要巨额钱财，甚至试图手她的经纪合约。
姐姐自然不肯，但他们依旧不肯罢休。
事情最终被姐姐的团队曝光，舆论哗然，父母一夜之间身败名裂。
连少时姐姐被抛弃、寄养的真相，还有姐姐常年遭受虐待的事实也公之于众，他们成了人人喊打的“吸血鬼父母”。
报道里还提到了他们因此事备受打击，健康急剧下滑。
原来他们的道歉，并非源于内心的醒悟，而是因为在姐姐那里碰得头破血流、走投无路后的无奈回头。
我没有回复他们的信息，只是默默地将那个旧号码再次封存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我和陈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只有几位挚友在场。
我们继续着我们的生活，工作，旅行，在平凡的子里经营着属于我们的小小幸福。
直到一年后，一封来自国内某医院的邮件，经由一位辗转的旧相识转到我的邮箱。
邮件简短地告知，我的父母因突发脑溢血双双瘫痪在床，情况不佳，希望我能回去看看。
内心挣扎许久，我还是踏上了回国的航班。
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浓重刺鼻。
我按照邮件里的病房号，走向那条长长的、安静的走廊。
就在我即将推开那扇病房门时，旁边电梯门“叮”一声打开。
一个戴着巨大墨镜、口罩，身形高挑窈窕的女子，在几个助理模样的人的簇拥下快步走出。尽管包裹严实，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。
我们几乎同时停下脚步，隔着几步远的距离，在空旷的走廊里猝不及防地相遇。
时间仿佛凝固了。
她缓缓摘下了墨镜，露出那张如今被无数人熟识、却写满疲惫的脸。
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激动。
她看着我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然后，她先我一步，推开了那扇通往我们共同过去的病房门。
我站在原地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跟着她，走了进去。
12.
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衰老混合的沉闷气息。
两张并排的病床上，躺着两个瘦削不堪的老人。
他们曾经锐利如鹰隼的眼睛，如今浑浊地望向天花板，呼吸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
姐姐站在靠窗的那张床边，背影挺拔，却透着难以言说的疲惫。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。
我走到另一张床边，看着父亲那张布满沟壑的脸，他似乎有所感应，眼皮艰难地颤动了一下，最终也没能完全睁开。
接下来的子，我和姐姐其实很少过来医院。
年少的那段子，谁都无法释怀、原谅。
我们很少交谈，只是默契地处理着医疗费用、护工安排等琐事。
半月后，父亲的心电图最终拉成了一条直线。
母亲仿佛心有灵犀，在父亲离去后几个小时，也静静地停止了呼吸。
处理完所有后事，我们站在墓园门口，冰冷的雨丝打在脸上。我
和姐姐第一次有了片刻的独处时间。
空气凝滞，只有雨声沙沙。
“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她先开了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不再是荧幕上那种清脆的嗓音。
“回美国。”我说，“继续我的研究，和生活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目光望向远处烟雨朦胧的山峦：“我也要回剧组了，新戏快要开机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
我们之间，隔着二十几年错位的人生。
“其实，”她忽然转过头来看我，眼神复杂，“我小时候，挺羡慕你的。”
“你聪明，成绩好，是他们的骄傲。”
她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一丝苦涩，“虽然……那种骄傲让人窒息，但我那时候觉得，至少你被需要着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
原来在我羡慕她可能拥有的自由时，她也在羡慕着我那带着枷锁的光环。
“都过去了。”
最终，我只说出了这四个字。
“是啊，都过去了。”她轻声重复着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像是告别。
我们没有拥抱，也没有说更多的话。
只是互相点了点头，便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走向了各自等待的车辆。
回到美国后，生活恢复了原有的轨道。
我和陈明依旧在各自的领域忙碌，偶尔在假期一起去陌生的地方旅行。
如今，我终于可以真正自由地呼吸，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去过这平凡而真实的一生。
我不再是“天才”姜希希，姐姐也不是“废物”。
我们各自漂泊，各自安好。
这或许，就是我们这对姐妹，最好的结局了。
（全文完）